八佾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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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·八佾篇》子曰:居上不宽,为礼不敬,临丧不哀,吾何以观之哉?
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原则,一个时代到了衰落的时候,最怕在上面的领导人以及各级单位主管,待部下和对人并不宽厚,这是很严重的偏差。讲到这里,我们看中国历史上,记载了许多作人或作官的过分尖刻或凉薄。什么是刻?所谓“察察之明”,为人太过精明,做部下的就不容易发挥他的才能。因此,中国古人在政治领导上,都采用道家老子的道理。也就是像郭子仪的故事:唐明皇因安禄山之乱由京城逃走,一直逃到了四川成都,终于靠郭子仪打败了安禄山,收复两京,迎唐明皇还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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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·八佾篇》子谓韶:尽美矣,又尽善也。谓武:尽美矣,未尽善也。
这是孔子对礼乐文化的批评。韶是舜乐,代表那个时代,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精神,他说很好,很美,也很善。以现在西方观念来说,真、善、美的价值都具备了。但武王时代的音乐,代表那时代的历史精神,好是好,美是真美,可不能说它是至善。等于对社稷坛标志的批评一样,都有点遗憾的味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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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·八佾篇》仪封人请见。曰:君子之至于斯也,吾未尝不得见也。从者见之。出曰:二三子,何患于丧乎?天下之无道也久矣,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
仪是一个地名。古时的这个“封”字,是指的封疆。所谓“封人”,是管诸侯国界的人。勉强拿现在的职务来讲,是管土地、管地政的人。他来请见孔子之时,从字里行间看来,他似乎有被挡驾的样子。但封人有封人的理由,他说,有道德、有学问的人,到了我们这个地方,每个人我都见过。他的意思好像是说,你们的老师孔子尽管伟大,像我这样的人,你老师也应该接见一番。他说了这番话以后,跟随孔子的那些人无话可说,就安排了一个机会,让他去见孔子。但是孔子和他谈了些什么话就不知道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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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·八佾篇》子语鲁大师乐曰:乐其可知也。始作,翕如也。从之,纯如也,皦如也,绎如也。以成。
这是孔子讲音乐的原理及作用。大师乐是古代专门掌理乐教的官名,他的职掌重在以乐配合政教,当然也包括了当时的一般音乐。讲到这里,也是中国文化很可惜的事,因为我国原有的古乐早已没有了。现在我们能够听到的,只是明清以来的遗音。据朋友们说,目前在韩国,还可以隐约窥见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的大乐章——《秦王破阵舞》,以及《霓裳羽衣曲》的古琴曲调,还可欣赏到中国的古乐和古乐器的流风遗韵,同时把诗、词谱在中国的古乐器上弹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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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·八佾篇》子曰:管仲之器小哉!或曰:管仲俭乎?曰:管氏有三归,官事不摄,焉得俭!然则管仲知礼乎?曰:邦君树塞门,管氏亦树塞门。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,管氏亦有反坫。管氏而知礼,孰不知礼?
管仲的时代比孔子早一点,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管仲佩服得很,他曾经赞叹过,如果没有管仲助齐桓公称霸的一段历史,我们几乎变野蛮人了。在这里他说管仲的器局太小,这话也是对的。管仲不过帮助齐桓公完成霸业而已,但未能走入王道,这样的器局就嫌小了。这是他评论历史的感叹。但是有人就问,管仲是讲究节俭的吧?他的政治思想、经济思想,都够得上俭的。这里的“俭”字,正如诸葛亮《诫子书》中所说“俭以养德”的那个俭字一样,包括了许多东西。我们提到俭字,再看看老子思想,老子说他有三宝:“曰慈,曰俭,曰不敢为天下先。”老子再三提到俭,孔子也再三提到俭,下面有关俭字的话也蛮多的,上面谈到诸葛亮时,已经介绍过了。历史上称有成就的人“沉默寡言”,就是一个人“俭”德的描写。成大事的人很少说话,讲出来一两句话,扼要简单,解决了一切问题。既不沉着,话又多的人,那就免谈成什么大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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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·八佾篇》哀公问社于宰我。宰我对曰:夏后氏以松,殷人以柏,周人以栗。曰:使民战栗。子闻之曰:成事不说,遂事不谏,既往不咎。
鲁哀公问社。什么叫社呢?这里的社就是社稷的简称,有形的社稷坛,过去国家的首都建有社稷坛,就是代表国家和天人之间的象征。我们现在社稷的精神象征,譬如过去在南京到中山陵谒陵献花,几十年来,我们还没有完全正式确定这个精神的代表,最近又好像有外宾到国父纪念馆致敬了。相对的,假定我们去国外做国民外交,或者负了国家外交任务出去,这一点要特别注意。到别的国家,就要随他们的礼俗,到他们所尊奉的地方行礼。这是古今中外不移的礼貌,也是现代国际上外交的礼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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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·八佾篇》子曰:关睢,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。
孔子又在讨论《诗》的文学了。刚才谈政治,现在又谈《诗》;上面和鲁定公谈的是政治风气,也包括了社会风气,那么政治的风气、社会的风气哪里来的?如果站在文化的——礼的立场来讲,它是由文化而来的;谈到文化,就提到孔子所重视的《诗经》。我们知道《诗经》是代表各地社会风气的自然演变,《诗经》的第一篇,就是男女相爱。讲到《诗经》的男女相爱,有一句话要注意的,孔子在《礼记》中提到人生的研究:“饮食男女,人之大欲存焉。”(上面也曾提到)孔子知道人生的最高境界,但是却往往避而不谈,偏偏谈到最起码的、最平实的这两件人生大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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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·八佾篇》定公问:君使臣,臣事君,如之何?孔子对曰:君使臣以礼,臣事君以忠。
这个问题,以现代的观念来说,就牵涉到政治思想,也可以说是政治的作法,简明一点就叫政治领导术。鲁定公所问的,是领导术或领导的方法,而孔子答复他的,是领导的道德,撇开了鲁定公所问的方法。换言之,乃是在驳鲁定公。认为用方法——手段——是错误的,所谓领导应该是以“德”领导人。从什么地方可看出孔子这种意思来呢?就在这“君使臣,臣事君”两句话中的“使”字。我们知道鲁定公是个诸侯,以一个“王者”——这是随便借用一个头衔来形容的——之尊问孔子,孔子当然也尊重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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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·八佾篇》子曰:事君尽礼,人以为谄也。
这段话,连起上一段来说,是说作人处世的艰难。我想大家有时也会有同感。一个人想做个忠臣,有时候也很难。对主管、对领导人尽礼,处处尽忠合礼,而旁边的人会认为是拍马屁。所以孔子非常通人情世故。凡是当过长官也当过人部下的,都有这种经验。如果自己毅力不坚定,见解不周到,受环境影响,只好变了。那么该怎么办呢?还是以礼为准,也是上面的话“尔爱其羊,我爱其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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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·八佾篇》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。子曰:赐也!尔爱其羊,我爱其礼。
非常慎重的祭典之一——告朔。每个月的初一为朔,十五为望,月暗为晦。过去没有订出现在这些假日,“朔望”就是休息的时候,不过不像现在这样重视。每月的初一,主政者要代表国家,向天地祖宗,禀告所作所为,这就是所谓的“告朔”。用现在观念来说,就是说在那时发表政见。对谁发表呢?对天地鬼神。现在对大众发表政见,讲了不兑现的也有。当时对天地鬼神讲的话,如不兑现自己就害怕了,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在监视管制。所以告朔这件事也很郑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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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·八佾篇》子曰:射不主皮,为力不同科,古之道也。
射是古代传统的武功——射箭,那时的武功还没有发展到少林寺、武当派(这些是唐、宋以后的事)。周代的军事武功是车战的时代,最重要的武器还是拉弓射箭,武功高低的标准,就看射箭的高明到什么程度,相当于现代打靶、射箭的标准,在于射中了红心没有,而不问箭能否透过牛皮,每枝箭射中了标的,就绝对够标准,箭能不能透过牛皮,则不作考虑。因为每个人天生的膂力不同,有些人膂力很强壮,他的箭不但可穿牛皮,甚而可穿过墙,有些人的箭射出去不能穿透牛皮,但他每箭都中红心,也就够标准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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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·八佾篇》子入大庙,每事问。或曰: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?入大庙,每事问。子闻之曰:是礼也。
鄹是孔子出生的地方,即邹。鄹人之子即指孔子。这一段所讲的应该是正当孔子做鲁国司寇的时候——司法行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(古代官制,无法与现代比类,为了便于了解,姑且作此近似的比拟),参与了代表国家、代表王室的宗庙大典。他进去以后,对于每件事都要问问清楚,向人请教。走哪里?坐哪里?每事都问人。于是有人笑他说,一般人乱捧,都说孔子这个人了不起,处处懂礼,可是这个“鄹地佬”进了大庙,什么都不懂,事事都向人请教。这话被孔子知道了,他说:“这就是礼啊!”以前我们提到过,假如出国到了别人的国度,风俗习惯不同,对人家的事,不懂的应该多问。到人家家里也是一样,求学问也是一样,做事也是一样,诚恳向人请教,就是礼的精神,也是作人的道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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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·八佾篇》子曰:周监于二代,郁郁乎文哉!吾从周。
这就是前面提到过,中国夏、商、周三个朝代文化的演变:夏尚忠,殷尚质(鬼),周尚文。尚的意思就是崇尚、偏重的意思,夏的文化偏重于忠诚、朴实。殷商的文化仍是重质朴,但是宗教观念很强。周代文化呢?我们今天讲孔孟思想中的中国文化,就是周代文化,重在人文文化。“周监于二代”,是说周朝所建立的文化是集上古之大成。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化,是以周代文化作代表。“郁郁乎文哉”,郁郁是形容词,意思是非常茂盛、伟大与光辉的人文文化。孔子在此自称他的文化思想,是承先启后,发扬周代的文化精神。这是连接到上面所讲的宗教文化之后。孔子认为只有人文文化这个路线是完全正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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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·八佾篇》王孙贾问曰:“与其媚于奥,宁媚于灶。”何谓也?子曰:不然。获罪于天,无所祷也。
王孙贾是卫国的大夫,孔子在卫国很多年,卫灵公对他非常好,但卫灵公又偏宠有名的美人——南子。卫灵公实在很想起用孔子,卫国的权臣王孙贾有一天就对孔子说出:“与其媚于奥,宁媚于灶”的问题。这也是中国古代宗教思想中很有趣的历史性问题。凡是中年以上的人,都见过我们在大陆上家庭中供奉的灶神。每到夏历十二日二十三的晚上,家家户户都要送灶,小孩子们非常高兴,口袋里就可装糖果了。现在用电炉、瓦斯炉,没有灶了,当然也就没有灶神。为什么要祭灶神呢?以宗教思想来说,中国人信仰的是多神教,什么神都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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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·八佾篇》祭如在,祭神如神在。子曰:吾不与祭,如不祭。
这是孔子所说祭祀祖宗和祈祷时心仪的原则,当我们祭祖宗的时候要以“如在”目前相对的诚心,犹如祖宗尚在面前一样的诚敬。假使是祭神,神就在此。要表里如一,才是肃斋庄敬的道理。所以他又说:“吾不与祭,如不祭。”假使说我因为没有时间,没有亲自参与这个祭典,只是象征式由别人去代表一番,这样就等于不祭,又何必故作排场呢?这种精神,不但告诉我们对于任何祭典要如此,同时也间接地告诉我们作人的道理,无论对生者或死者,由明里到暗里,都要由衷一贯。